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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从中国玉文化看玉与和谐|古玉文化与社会和谐

日期:2020-06-11 11:31 作者:互联网

【作者简介】宋哲,女,汉族,出生于1978年2月。现任镇平县玉雕管理局副局长,玉文化爱好者、研究者和传播者。近年来,镇平玉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来镇平考察调研指导工作,她以高水准的文化素质、专业的玉文化知识修养、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公众形象向领导汇报讲解,赢得了外部世界对镇平的赞誉,树立了镇平的良好形象。另外她长期从事玉文化产业的规划设计、专业市场管理、玉雕高层人才培训、玉文化高峰论坛、大师作品展示、玉雕精品展评及展销等重大活动的组织筹备工作,不仅有丰富的玉文化产业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玉文化理论水平,而且对独山玉、白玉、翡翠的原料及作品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 

 


 

  中国玉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之前,孕育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之中,而形成发展于奴隶时期和封建时期,并逐步渗透融汇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灵之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不可低估的作用。纵观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发展,氏族社会也好,先秦三代也罢,乃至春秋历国历朝,其用玉盛况虽不尽完全相同,但其中蕴含的用玉精神和用玉理念始终是一致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社会极为需要,这些东西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和气”,应是指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古人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天下大同,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这便是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古人在为中庸之道寻求传承载体时,选中了刚柔相济、表里如一、温文雅致的“玉”,将“玉”德化,由此可见,“玉”与“和谐”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几千年前,智慧的中国人就将玉当做了和谐(思想)的载体,它所代表的思想内容是后来走向中国国家礼制的重要基础之一,是走向统一的立国和建国意识的先驱,我们从史前玉器和玉文化之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步向文明的足印,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华古国的礼仪典章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玉文化的土壤之中孕育成长并崛起的。

一、玉文化与礼仪之邦

1、巫玉与社会和谐

  中国古代玉器最初是以装饰品形式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代替小型玉饰物的是大型的象征性武器工具及具有原始信仰性质的礼器,这类器物的出现标志着等级观念和原始宗教观念渗入玉器之中,使其成为祭祀工具或等级权力的象征物。在原始社会,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聚集在氏族部落里的人口越来越多,财富的不平等出现了,这个时候需要更高程度的凝聚力,而原始的宗教活动,可以激励人们忠于一种共同的事业,大规模的宗教献祭活动促使了巫师的出现,而掌握神权的巫师同时也是一个部落的军事首领,他们也正是后世帝王的前身。在古代先民的意识中,巫是神灵意志的表达者,而玉又是神灵风貌的体现,上古先民敬畏鬼神,非用祭天、祀鬼、敬神等手段不足以服众,玉可以祭祀神灵、祈求福祉,是第一要件,以玉事神成为古礼,巫、神、玉三位一体相互依存,这种关系正是原始社会中神权政治的集中表现。在那个还没有进入王权统治的时代,在远古盛大的祭祀活动中,神圣的巫师在人们的簇拥下,高高举起那象征着上天意旨的玉器,乞求着上天能通过这些通灵的神器把福祉降临到他们身上。就这样,当原始的玉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一个部落的力量被凝聚了起来,焕发着神秘光芒的玉器承载着统领先民思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任成就了史前社会最辉煌的一个文明。

2、王玉与社会和谐

  玉,自它被人类发现以后,从来就没有停留在仅仅作为物质工具运用上。当后来神权政治走向消沉,王权政治抬头的时候,巫、神、玉三位一体又走向了王、神、玉三位一体。商代巫祝阶层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把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各种礼仪形式经过复杂化和理论化的加工,进行提升和规范,形成了近乎完整的礼仪文化。其中包括有一套完整的用玉理论,有适应各种礼仪场合的用玉程序,有各种寓意的玉器造型,能够从容地为大至商王、中至贵族诸侯、下至士庶黎民的各阶层、各种礼仪活动服务。原巫祝中的一些人由此逐步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原来只操办丧事的低贱职业者变成相礼教士或为人师表,有的甚至步入统治集团成为政府的典礼官,逐步成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君子儒,这便是儒的成长和壮大。那些经过无数人手琢磨的玉器和经过长期孕育而成的玉文化理论,也沿着这一足迹溶入了儒家早期的思想理论之中。甲骨文中关于“取玉”、“征玉”之卜辞所体现出的玉在国家政治中的重大作用、“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的惊人数量所体现出的制玉业之发达及用玉盛况之空前、特别是商代妇好墓中大量丧葬殓玉的发掘对商王朝政治礼仪用玉的生动再现,让我们确信:殷商王朝礼神用玉和以前任何时候相比,都扩大和深化了,应该相信,随着中国玉文化理论的趋向成熟,它的应用范围已从原始人类生前装饰和死后丧葬逐步扩大到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变成了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的物质体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玉产出数量之大,使用地域之广,运用形式之高,社会理论之丰富,确实无其他物质可及,这代表着进入王权统治的时代后,古老的玉器虽然依旧散发着神秘的光芒,但它不再是原始部落神秘巫术的象征,它的主人也不再是当年的部落首领和巫师,在王的手中,这是他们专门享用的圣物,是他们贵族身份的标志。王的权威让这些古代玉器承载了最为神圣的含义,玉石也不再只是一种美丽的石头,它已经和国家意识融合起来,成为全民族心目中共同的信仰,并最终列入国家的典章制度,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3、礼玉与社会和谐

  以玉为礼,乃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在商王朝的数百年间,在从巫到儒的过程中,对玉的使用和对玉文化大规模的演绎,使得中国古代玉文化亦走过了一段理论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走向了独立、完整的体系,逐步汇入统治理论,为进入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周公践位之时,周初政权还没有一套便于统治的礼乐制度,周公毅然启用商儒,在前朝礼仪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符合新兴西周王朝统治需要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启儒制礼,实行新的法规,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成果融入了儒家学术的范畴,正式载入了国家的典章制度,这当中包括玉器形制、用玉礼仪和用玉理论等等,成就了中国玉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对后世中国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后人托名周公所作的《周礼》一书中,还保存着周初礼乐制度和典章文物的篇章,其中关于玉文化方面的记叙尤为周详。

  为什么玉文化的内容能载入古代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为什么要制礼作乐及玉的特殊功能谈起。

  《荀子·礼论篇》谓礼乃“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国语·晋语》曰:“夫礼,国之纪也。”《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曰礼的作用在于“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章太炎《礼隆杀论》曰:“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上述各家之言虽在文字上不尽相同,但意思却是一个:礼是法度、是法律、是尊严,是用礼乐的形式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严格固定下来,统治阶级内部尊卑高下也用礼乐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便是小到服饰器用,一旦僭越,便构成非法。谁若是逾越礼制的鸿沟,决无存活的可能,于是乎统治阶级便可获得长期的统治。礼乐的功用归根结底便是统一信仰、制定法度、固定习俗,如违反法度,则用“礼”去“辨异”,让违者戒;为求社会和谐稳定,则用“乐”去“统同”,使民陶冶,自然中和。古人极力宣讲玉含天地威仪、玉孕治国之德,那人世间可还有越过美玉的东西吗?所以玉石之论不仅入于典章,更被推崇极致,通过利用美玉所推理演绎出来的对人的节制理论和力量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的总称,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是古代社会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的最高训条。在“三礼”中关于玉的论述颇多,仅以《周礼》而论,有关玉的规定达上百条之多,如果把这一部分文字抽出来,足以汇成一部我国古代玉器从理论到使用各个方面的较完整的历史文献。就其内容而言,它包括了我国古玉的理论、分类及使用规定;就其使用范围而言,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诸领域;就其用途方式而言,它遍及祭祀、庙制、朝聘、盟会、婚丧、车服、宫室、器物、音乐等方面;就其所能体现的功能而言,它可代表天地鬼神、王权象征、国家财政、人格化身。《周礼》中关于玉的品种名称、形制规定、礼仪用法及使用理论等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诸如“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又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便是周政权对玉器使用等级做出的严格规定,反映出政治制度的变化对玉器使用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说明玉在巩固国家统治秩序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礼》一书既反映了周之前的用玉实况,又反映了周王朝的用玉特征,在严格的封建制度中,所谓君臣次序、贵贱等级、长幼辈份、地位高下都可通过玉来表现,竟无一不和玉有密切的关联,像“三礼”那样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玉理论和玉用途分类学说,并且在国家典章制度中占有那么大的篇幅和比重,这在我国以及世界古代史中都是十分罕见的。通过“三礼”,我们可以看到:一块坚硬冰凉的玉石,是如何浸透了礼教的观念;一件我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是如何发挥了使现今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作用。

二、玉文化与君子之德

  众所周知,道德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这个理论就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而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在我国古代,曾以玉的品质作为道德楷模,把自然界中的这种矿石——玉石,把工艺美术品中的这个古老品种——玉器,溶进一种(或数种)哲学思想,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论述,正式写进国家的典章制度,并借助于比较普遍的社会舆论,形成一种风尚和习俗,去培养人们内心的信念,去帮助巩固和发展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

  玉的“道德楷模说”应起源于商周时代而形成于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其代表性的论述莫过于《礼记·聘义》中“子贡问于孔子”一节。子贡问于孔子日:“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孔子日:“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所论述的由玉体现的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共十一种德性,其原则和规范显然是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可谓儒家道德规范大全。和孔子观点相仿的还有管仲的九德说、荀子的七德说、许慎的五德说,各种论述的共同之处,都是把玉石在质地、光泽、硬度、纹路、音色等方面的优良品质和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据于土地等级制的基础,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状况。帝王将相各级官吏自塔顶按品级依次向下排列,进行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百姓则处于塔的最底层,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了维护这种宗法和等级关系,封建地主阶级提出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道德规范,而这一伦理却是通过玉石的天然品质来进行宣扬和传播,作为要求人们遵守效法的样板。孔子将玉人格化,赋于玉道德的内容,天然的玉器由于上天的恩赐凝聚的自然特性,与君子美好的品德是相符合的,正是君子需要学习和比照的最高境界,把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把玉作为君子的象征,作为立朝为官、为人处事的标准。由于玉被赋予如此丰富的道德内涵,因此君子必须佩戴它。君子佩玉,无故不离其身,也就成为一种风尚。君子比德于玉,佩玉成为君子有德的象征。这一全新用玉理论是用理性主义的精神重新解释和阐述了古玉文化理论,完全改变了玉文化的内涵并奠定了玉文化最核心的理念,把数千年来服务于宗教巫术和王权礼乐的古代玉器转向服务于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这是一种笼罩在人文主义理念光芒下的思想,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感和丰富的伦理精神,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君子佩玉风气十分盛行,玉佩不仅是身分等级的象征,是王朝森严等级的象征,也成为君子品行高洁的代表。

  当时,身为君子的先人们,佩挂上这些玉饰,他们的举止也更加庄严和恭谨起来,史书上说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礼仪的规范,姿态不能太过倨傲,走路的步幅也不能太大。《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持玉圭走路的姿势:“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孔子手持玉圭的时候,是一幅躬身弯腰、小心谨慎的样子。而最理想的境界是在举手投足间让玉器相互碰撞出清脆而有节律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净化人的灵魂,并传达出最高的礼仪内涵,社会的规范就在这种有节律的声音中走向了和谐和有序。

三、玉文化与人际交往

  古代使用玉器的事例,零星地记载于史书之中,《左传》一书用了较多的篇幅记载春秋时期用玉的事例,这些事例涉及的方面较广,既有各诸侯国之间以玉交往的事例,又有当事人的态度、表现,反映了玉在国家之间、人际交往之间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以玉盟誓。弭兵会盟,是当时的一大重大历史事件,鲁成公十二年(前579),晋卿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之外会盟,将晋楚友好结盟的结果用红笔书写于玉圭和玉璋之上,连同璧、圭、璋、璜、玦等礼器一同埋入土中,杀牲取血,礼拜有加,将此誓言载于天地,以达信誉之诚,古玉特有的神权政治功能决定了古人以玉为盟。

  以玉等级。古人外出,相见或进行其他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时,手中总要拿着某种物品,称之为“贽”。而所持之贽中又以玉贽为最高档次。不同身份的人执的玉器不同,《周礼·春官》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里将王、公、侯、伯、子、男所用的“贽”分为六个等级,用六种玉器表示,因而玉贽本身也是等级制的一种表现。中国古代的用玉制度与等级制关系密切,玉执的不同,明显地表现出执玉者的等级不同,这是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执玉贽时,必须表现出虔诚和郑重其事的样子。在交往及外事活动中,执玉与对方相见,不仅表示郑重,礼貌,而且表示自己的信用和使命。

  以玉相赠。在古时,授玉不是一般的赏赐,而是一种礼法制度。行授玉礼有严格的制度和隆重的仪式,执玉一方及受玉一方,双方都应保持一定的仪容。因为玉器极其珍贵,它代表着天命、国运及信誉、品德,所以在重要的交往中,还常用玉器作抵押品或交换的物品,《左传·僖公二年》就记载了晋国以璧借道的事件。古代,玉器是重要的赏赐品,《左传》中记载了赏赐玉玦、玉璧、玉环的情况。还记有鲁襄公赠送晋国六卿玉璧和左师受馈玉的事情。在鸿门宴上,项羽没下决心,刘邦就走了,之后,张良出面送了一份大礼给项羽和范增,献给项羽“白璧一双”,献给范增“玉斗一个”,表明当时玉器是作为非常重要的礼物来赠送的。

  总之,玉崇拜和国家意识的产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玉文化和国家政治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在神秘的史前社会,它是沟通上天的神器,在王权主宰的岁月里,它是最神圣的权力代表,它象征着庄严的礼仪,寓意着高贵的品质,成为文明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并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在传承中华文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作用。